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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回忆与毛泽东的五次会面

 发布日期:2016-7-21 浏览次数:451

 

选自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

陈瑶华等译,秦人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毛泽东这位毕生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禁城内,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

1972年2月21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被告知毛泽东想见尼克松总统。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在会见一位著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存在任何疑义的。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看见的压倒一切的魅力,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毛泽东在场时,甚至周恩来也显得是一个二等人物,尽管这种效果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设计出来的。

毛泽东的影响力之所以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与他的身体状况相比,它是那么的不协调。在我1975年10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容和其他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他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即使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的,且含有几许嘲讽。

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词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省略的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惟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和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尼克松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自己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毛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毛却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利用大家取笑尼克松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坐上一架飞机逃到国外去了”。尼克松介绍了他从反共斗士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这个说法来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用的就是省略语。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对美方的主动行动反应迟缓。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像我在上一年10月份访问时向周恩来建议的那样。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至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惟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国共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20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100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意思。

当时毛泽东所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关于国家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由于西方人是出了名的迟钝,毛泽东又提到周恩来和我会谈时反复提过的一个说法:“我认为,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在听到有人居然会认真看待中国每一块标语牌上写着的这种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面临的危险使地缘政治占据了绝对的首位。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然而,毛泽东的谈话也不都是战略问题,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他也摆脱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并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的噩梦:一切可能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努力、痛苦、长征、残酷的领导权斗争可能都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驯服了过去一切动乱的几千年的文化却会消极而胜利地继续前进,淹没一切,只在后面留下一点涟漪,好像一块石头落入池中一样。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答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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